有人说毛泽东搞“三反”“五反”是政治运动，制造很多冤案，可如果看看如今那些制假贩假、偷税漏税、污染环境、盘剥工人、奸淫幼女、侵吞国有资产的企业家，看看贪官污吏相互勾结、贪污腐化、欺压良善的现实，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毛主席发动“三反”“五反”的意义。哪个朝代都有冤死的鬼，对于冤案，我们当然深表遗憾，但决不能因此否定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就像改革开放时期也有很多冤假错案，但无人借此否定改革开放一样。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很多人因言获罪，并借机鼓吹所谓“文人风骨”“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可如果看看“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中国主动向美投降”、“联俄抗美是一厢情愿”、“美军来了我带路”等反动言论，大家就会明白毛主席打击右派和极右分子、狠抓意识形态、整顿舆论环境有多重要多正确。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迫害知识分子，可如果将知识分子换成冯玮、方方、吴勇、茅于轼等人，相信很多人会豁然开朗。如今那帮被迫害知识分子的形象之所以接近完美，就是因为有人在蓄意拔高漂白，就像他们以前包装吹捧公知一样。事实上，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确有严重西化、亲美惧美等很多问题，有的相当严重，即便放到现在，也会受到惩罚，如充当美国间谍、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另外，作家老舍、罗广斌、科学家姚洞斌、校长卞仲耘等被迫害致死，应该是刑事案件，其中，有的罪犯已被抓，如杀害姚洞斌的两名罪犯；有的或因牵扯高层人士，或因死者属于“造反派”，已永远成为历史谜案，如老舍、罗广斌、卞仲耘等。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迫害老干部，可如果将这些人换成苏荣、令计划、赵正永等人，许多人会感觉罪有应得。老干部早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为党和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尊崇和优待，但他们同样会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居功自傲、贪污受贿、以势压人，而且历史上，开国勋臣骄奢淫逸、违法乱纪的案例不计其数。因此，有些老干部被“迫害”纯属群众对官员欺压的反弹，就像如今有人长期举报甚至杀死贪官污吏一样；有些老干部被迫害则属于宗派斗争，就像如今书记市长、董事长总经理、局长副局长等官场内斗一样，落败的一方当然属于被迫害对象；有些老干部被迫害则是因违规违纪受到惩处，就像如今落马的官员一样。

　　有人说一些演员特殊时期受到迫害，可如果看看如今演艺圈的丑态，你会感觉这些人被迫害实属必然，因为他们的确问题突出，如解放前充当汉奸、黑社会头目、拜汉奸为干爹干妈、演出色情暴力剧目、压榨剧团成员、男女作风极不检点、为国民党当特务等，解放后骄奢淫逸、吸食毒品、涉嫌通奸、主动介入高层政治、利用涉外演出走私等。可见，这世界本就没有那么多“迫害”，许多迫害只是窝里斗，而特殊时期师徒反目、夫妻相斗、手足相残，不能归罪于时代、制度和信仰，因为改革开放时期也有很多类似案件。

　　有人说匡亚明等校长因为破格使用一些专家教授遭受迫害实属不公，以此证明毛泽东时代是“极左”“疯狂”的年代。但仔细深究，发现这些专家教授多属于“右派”甚至“极右分子”，想想当下横行高校的公知教授、汉奸文人，就会知道此类问题不仅性质严重，而且影响恶劣。毛泽东时代讲究“又红又专”，但北大、复旦等一些院校某个时期鄙视工农子弟，排挤退役军人，问题就出在院校领导和部分专家教授身上。如今许多院校之所以出现蔡霞、邓相超、罗崇敏等公知，甚至一些课堂成为反共反华舞台，就是因为他们不讲政治、“只专不红”，甚至故意庇护问题人员。

　　有人说特殊时期自杀源于“迫害”，那么，改革开放后自杀的海子、徐迟等30多名文人，自杀的原北京副市长王宝森、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等数百名官员，富士康工人的“十三连”跳，是不是也因为受到“迫害”？

　　有人说曾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越南、阿尔巴尼亚是“白眼狼”，以此暗示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极度糟糕；可如果看看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曾高呼“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并真心实意给与帮助的美国，如今跟咱们势不两立，发誓“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欧洲，如今追随美国一起反华，以及得到巨额援助后又一度与我们反目成仇的斯里兰卡、菲律宾、蒙古、布基纳法索、莫桑比克等国，我们会知道，世界本来就风云变幻，“白眼狼”“忘恩负义”是常态，毛泽东时代的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不仅从中国获得大量好处，也为我们提供大量帮助，毛泽东不会做亏本的买卖，而且那个时代的外交非常成功，至少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警告下，战机从未跨越北纬17°线，1965年的印度，也仅仅因为《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就在3日内从侵占的中国和巴基斯坦领土仓惶撤军，这在当下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许多历史问题，结合现实，会看得更加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