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洋八股”，很多人都会想起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那段话：“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再次对“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严厉批评。今天的“洋八股”，虽然与当年的内容、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但同样危害巨大。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洋八股”。
35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社会科学的不少学者出国留学，而随着这些人回国后在不少高校、研究单位乃至理论管理机构、决策部门占据学术带头人位置或领导地位，逐渐以自己所学的那些西方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导致一些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竟然只重“洋气”、不问是非，不仅把能否在国外期刊发表作为衡量一篇论文是否优秀的标志，而且认定在国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等同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几篇，甚至以在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期刊档次等作为评定职称、申请资助以及各种奖励的重要依据。在国内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由于“洋八股”盛行，西方的一些理论几乎一统天下。就经济学而言，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被排挤到了角落里。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面临类似问题，神话、迷信西方理论的“洋八股”问题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近年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西方各国学者都在不断反思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比如，2008年11月，由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质问，英国的顶级经济学家们经过9个月的斟酌，为没能预测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联名发表了致女王的道歉信，在信中承认并反思了西方经济学的缺陷。而制造了“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反思说：“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然而，在越来越多西方学者进行反思的同时，不少国内学者却依然在大肆推销他们那一套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还有人鼓吹中国应该全面彻底市场化、私有化。 如果任由“洋八股”横行，我国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将彻底变成“西方承认不承认、西方赞成不赞成”，西方的评判标准会被简单套用为我国的评判标准。而评判标准乃至评价体系上的“崇洋媚外”，相当于将话语权拱手让人，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手中有影响力的期刊轻易将我国很多优秀科研成果收入囊中，更会让西方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国的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进而会危害我国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甚至威胁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洋八股”，在学术研究中坚决反对评判标准的西方化，并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引导广大专家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理论创新是多年来常被提及的话题，但仔细盘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理论创新的成果，就会发现，抄袭或者改编自西方理论的不在少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尴尬境况？首先，与20世纪上半期出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大部分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不同，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国社科学者大部分是学习西方理论出身的，不少人只是简单地对西方理论照搬照抄或者照虎画猫，却自以为是站在了学术前沿进行理论创新，自然很少有人能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其次，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故意将一些误导中国步入歧途或者反对中国进步的学者及其成果大加吹捧甚至给其评奖，引诱更多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再者，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出于怕说错话、犯错误或者轻视实践等原因，常常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无聊的大话、乏味的套话来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所谓“解读”、“拔高”，或者打着“回归马克思”、“重视文本解读”等旗号把一些本来可以通俗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很多人看不懂的概念或词汇进行阐述，导致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愿看或者看不懂理论文章，有意无意中把不少意识形态阵地让给了“洋八股”，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也正是在这种此消彼长中，“洋八股”越来越盛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逐渐远离人民大众。 “洋八股”不仅导致理论创新艰难，而且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被肢解、西化的危险。在大肆嘲弄、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反人道的专制理论、是逆历史潮流的伪科学的同时，更有一些人高举“以海解马”、“以西解马”等旗帜，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发曲解、肢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美其名曰“真正学术化、国际化的理论创新”，不但造成了我国思想理论界极大的思想混乱，而且在干部群众思想中产生了恶劣的政治影响。特别是以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理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以海解马”做法至今仍有愈演愈烈之势，其肆意曲解、肢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自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如果放任这些人有选择、有目的地照搬西方学术来胡乱解读马克思主义，恶意论证、评判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科学性、真理性，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 在不少高校、研究机构的领导和学者看来，如果写文章不引用几篇西方学者的文章作为参考文献，就没有国际视野。有的高校、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甚至要求，所发表的论文、研究成果必须有外文引文、注释。看看不少学术期刊，有的论文几乎就是用汉字写的洋文、用汉语说的洋话。如果理论工作者都以西方化的思维来进行科研、进行理论创新，又怎么能够建立理论自信？用这种“洋八股”思维研究出来的所谓成果为党和国家出谋划策，并用这种思想影响、教育青年人和更多的人，建立起来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又如何引领好社会思潮、如何确保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如何保证中国不走邪路？ 要消除“洋八股”对我国思想理论创新的影响和毒害，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基层、扎根生活、服务人民，“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真正理论联系实际，直面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科学解答，并切实做到“说实话、说新话、说老百姓的话”，用人民群众听得懂、喜欢听、听得进的语言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能这样去做，“洋八股”就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一些“洋八股”者极力鼓吹全球化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甚至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很多问题的最关键原因是因为西化不够彻底。这些论调背后不仅有认识因素，很可能也有政治因素。也正是在这种思维主导下，不少人在和西方的教育、文化等交流中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把西方理论奉若神明，认为东方文明是落后的、野蛮的，西方文明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这种“洋八股”是典型的“西方文明中心论”。 这些年来，“西学东渐”使大量西方词汇涌入中国，成为不少人写作、交流的主要语言，西式教条主义盛行使不少人对西方各种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甚至哲学、政治学理论思潮不加分析、鉴别就盲目推崇，甚至以能说出几个西方学者的名字、写出几个西方理论名词为荣，助长了“洋八股”的流行。放眼四周，不仅在一些讲座、论坛、研讨会上，一些所谓的专家用汉语夹杂着英语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理论，而且在不少高校甚至党校的课堂上也有同样的情况。
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所谓的中西交流、思想包容就是一个不断被西化的过程。当前西方一些国家正举着全球化、国际化的话语大棒，鼓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就是妄图操纵、绑架中国的理论创新乃至整个学术研究，诱使我们服从于其制定的所谓“国际标准”，加入到其主导的所谓“国际社会”中去。中国的学术自强、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只能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之中，植根于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植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之中，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如果我们继续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价值自信都将无从谈起，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也在发生很大变化，为了不在全球化中迷失自己，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越来越高度重视、大力发展自己的文化，我国也在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并对国外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采取洋为中用的原则批判地加以吸收、利用，就是要传承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价值自信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民族自信。
那么“洋八股”思维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是多年来的读书、学习中不知不觉养成的。现在不少领导干部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或者改革开放以后进入高校读书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他们中很多人读了大量西方理论的书，加上一些国内外“洋八股”者的大力推销、鼓吹，导致不少人在不知不觉中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甚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二是一些部门、单位在教育培训中“洋八股”思维作怪，夸大甚至迷信到境外对学员进行教育培训的作用，并且在境外培训时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抵御不够或者干脆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使得有些学员到境外培训后更强化了头脑中的“洋八股”思维，甚至更加崇信西方。三是一些老师本身已经成了西方理论的信徒，并在课堂上用这些理论对前来培训的学员和学生进行灌输，也进一步强化了学员和学生头脑中的“洋八股”思维。 面对这些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应该通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过程中清除头脑中的“洋八股”思维，敢于对西方错误思潮说“不”，坚决走出崇洋情结，建立价值自信。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和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不仅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清除头脑中的“洋八股”思维并旗帜鲜明地反对“洋八股”，而且可以通过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准确把握，建立起强大的价值自信，并沿着正确道路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在多年“洋八股”思维作祟下，不少高校、研究机构不仅要求正高职称参评者、重要学科学术带头人等必须有海外学习经历，就连意识形态性质非常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也是如此。这些屡见不鲜的“怪象”多年来不仅没有被制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危害之巨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不仅是高校、研究机构，不少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党政机关招聘人才的时候，也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者优先录用、优先提拔，甚至宁可引进一些国外二三流大学的毕业生，也不愿给本土优秀人才同样的机会，导致不少没有海外经历的本土优秀人才很难得到录用、提拔、重用…… 要彻底清除“洋八股”的危害，就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尽快彻底改革、坚决废止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者优先录用、优先提拔等荒唐的用人政策，要重视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甚至探索从一线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干部。选干用人时要不看出身、学历，着重考察其政治立场、业务能力，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的要更严格考察其政治立场，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本土、海外人才一视同仁。
改革开放35年来，越来越多人觉得中国的城市没有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还是不少大中城市，它们建得越来越相似，这是因为其大部分的重要建筑都是外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并且几乎都是花费重金。中国似乎成了外国建筑设计师的试验田，民族特色在一派洋气、怪气中被排挤掉了。据初步统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2006年以来建成投入使用的19座地标性建筑中，绝大部分是剧场、体育馆、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图书馆或大型交通场站等公共建筑，其中近80%出自外国建筑设计师之手。尽管这些外国建筑设计师在中国的作品招来不少质疑，有的甚至被恶搞、嘲弄，但不少地方仍热衷于请外国建筑设计师来设计自己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不可否认，外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也有优秀作品，但造成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一些领导干部在进行决策时的“洋八股”思维在作怪。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政策制定时深受“洋八股”影响。多年来，不少人常对我国在金融、证券、外资等领域的一些决策或做法感到奇怪甚至怀疑，明明是对中国不利、对西方国家有利的政策、举措竟一次次被通过。一些大肆鼓吹中国应该实行全面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的人成为一些地方的座上宾甚至被聘请为专家、顾问。一些鼓吹中国应该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在一些官方举办的论坛、会议上大放厥词却被媒体广泛报道……。深受“洋八股”影响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在面对不少大是大非问题时是非不明、标准不清，进行决策时往往是以“西方答应不答应、西方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而不是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不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更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现实，使得我国的发展面临巨大风险。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左右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想尽一切办法要误导、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企图让中国处于不平等的被动地位甚至成为其经济殖民地。培养一大批迷信西方的“洋八股”者就是他们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维持西方既得利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注重实际国情、坚决反对西化。对于“国有企业应该全部私有化”、“中国军队应该全部国家化”、“中国应实行彻底的新闻自由”、“中国应彻底实行西方宪政”等错误思潮，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决策时脱离国情、迷信西方的做法要及时制止，对已经出台的错误政策、举措要尽快叫停、坚决纠正。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是反对“洋八股”的同时必须坚持的科学原则，也是在进行任何决策时都应该遵循的正确原则。
（来源：《红旗文稿》2014年第15期，2014第36期《学习活页文选》、《红旗文摘》2015年第1期等全文转发；作者：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