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向来有浑水摸鱼之徒，如富士康的管理乱象，显然不能被定义为“过度防疫”，而恰恰是“消极防疫”所致。

　　简单粗暴又放任自流，这与躺平无异。

　　历史已经证明，在封建的官僚阶级和嗜血的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工人阶级在夹缝中是没有生存出路的。

　　一面是隔离管控不力，一面是工厂强行要求“只要不阳就得复工”——除非被组织动员起来，否则工人阶级始终会是一盘散沙。

　　然而，“组织动员”又谈何容易…

　　早在2007年成立的富士康集团工会联合会，实际上是一个管理组织，而非广义上的工会。

　　那年3月，富士康在深圳龙华工业园区召开集团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由71名会员代表选举产生了富士康集团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时任集团对外办公室专理的陈鹏当选为第一届工会主席——此人是郭台铭的心腹，也是富士康大陆管理团队中受信任的一员罢了。

　　对于这个工会，当时“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项目的调研报告显示，富士康员工只有44.5%的人知道工会会员有选举和被选举为工会干部的权利;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团工会主席是谁，更有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层工会小组长是谁。

　　员工茫然中选出小组长。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长期观察富士康，他指出：“从富士康一系列的员工跳楼和罢工事件看，工会的声音听不到。工会成立几年来所做的唯一一次活动就是支持郭台铭，从这样的历史看，富士康整个管理层不懂得什么是工会。”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在调查富士康后也曾表示：“富士康的工会不能真正代表工人。”

　　2013年中国网曾调查了1736位富士康工人，其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四成工人认为工厂没有工会，大部分人不知道工会的职能……在深入访谈中，受访者大多表示：“没听说工会干的是什么”、“有问题反映了也没用”、“他们和企业是一伙的”……

　　当然了，这里面自然不仅是富士康集团这家企业的问题…

　　比如这次，倍觉吊诡的是，乱局爆发时，10月26日最先出来“辟谣”（没有感染两万人）的竟然不是郑州当地主管部门，而是远在台湾省那边的“中央社”……

　　郑州到底归谁管？到底谁该为郑州、为这些工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