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中国文化中的重农抑商政策，很多人就将其视为造成国家落后的糟粕，原因是他们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政策。西方文化是和中国文化完全相反，他们是重商主义，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金钱至上，金钱万能，以及与此对应的对奢靡享受的推崇，而中国文化向来是推崇节俭的。

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就要赚很多钱成为巨商富贾，钱越多就越被视为成功的典范。如果以赚钱发财为中心目的，那么怎么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呢？方法很简单，在产地尽可能压低产品价格，在销售地尽可能提高产品价格，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利润越多赚到的钱就越多。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成功暴富的商人背后，站着失败致贫的两端，一端是被迫低价出售产品的供货方，一端是被迫高价购买产品的消费方。这两端失去的财富集中到了个别富商手里，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社会风气的腐化堕落。少数人手里掌控了过多的财富，正常的消费是永远不可能花完的，于是各种不正常的欲望就会滋生出来。

为什么会有睡一晚上给六十万的海天盛筵这种现象呢？因为富人的钱不通过这种方式花不完。富人有了不正当的各种欲望，就会有人为了钱选择去满足富人的欲望。富人为了让别人堕落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要么通过引诱，要么通过胁迫，引诱你是通过让你有钱来实现，胁迫你是通过让你没钱来实现。

要么接受引诱，笑贫不笑娼同流合污，要么遭到胁迫，生活陷入困顿忍饥挨饿。我们看到那些出卖肉体与灵魂的人并为之惋惜的时候，要知道，这都是被引诱或者是被胁迫的结果，没有人真的喜欢过那种毫无尊严可言的日子。为什么新中国解放这些人的时候，他们那么喜悦？因为他们终于体会到了做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人能够引诱他们或者是胁迫他们。

讲了上面这些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腐朽堕落的社会风气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贫富两极分化是财富分配失衡的必然结果，财富分配失衡是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重农抑商。注意，这里是重农抑商而不是重农禁商，因为商业是社会分工中必需的一环，我们不是要禁止它，而是要限制它。

限制它，就是不允许它滥用自己掌控流通的权力，在产地制造过剩从而压低产品价格，在销地制造稀缺从而抬高产品价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禁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商业之所以是社会分工必需的一环，是因为各个地方的产品需要互通有无。

商业的天职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把产地过剩的商品调剂到这种商品稀缺的地方，一是可以让产地的生产方避免损失，二是可以让销地的需求方得到满足，这是造福两端。但是不加限制的重商主义不是造福两端，而是掠夺两端，压低价格让产地的生产方无利可图，抬高价格让销地的需求方加重负担。

现在的商人在造福两端还是在掠夺两端呢？如果他们在掠夺两端，怎么才能限制他们呢？供销社就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早就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供销社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所以他不会在产地恶意压低价格，也不会在销地恶意抬高价格，中间赚到的合理差价也不会落入少数人的腰包让少数人暴富，而是会养活巨大的就业人口，结余的利润可以用于国家建设让人民受益。

这时候还会有人跳出来说什么国营企业效率低下，这个效率低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如果讲赚钱，国企确实效率低下，不赚钱的路要修，不赚钱的电要通，不赚钱的信要送，用在发达地区赚到的钱去补贴不发达地区，利润获取能力显然不如只发展赚钱业务的私企要强。但是要讲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国企从来没有低下过，因为国企的天职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把一切私有化去赚钱，那么科技就会毁灭人类。因为私有化的工厂实现了高科技无人化意味着工人全体下岗生活没有了着落，而公有制的工厂实现了高科技无人化意味着工人不用上班也能获得收入养家糊口，这就是为了赚钱的私有制和为了人民的公有制的巨大区别。

国外资本为什么热衷于在中国烧钱打造流通领域的巨无霸呢？因为一旦垄断了商品的流通权就可以人为制造过剩和稀缺，在产地购买的时候就故意不买或少买人为制造过剩从而压低价格，在销地出售的时候就故意不卖或少卖人为制造稀缺从而抬高价格，利用巨大的差价谋取暴利。

上海疫情期间，就发生过外地捐助的物资进不去，老百姓只能高价购买保供物资的事情，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的宗旨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人民服务？供销社重出江湖就是要告诉全体人民，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商品的流通权要掌控在人民的手里，不能被资本垄断。

一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已经开始了，这场变革的目的就是让一切都回归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一定会用各种方法反扑，人民需要擦亮眼睛，认清谁是自己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坚定站在朋友一方，维护自己的利益。